數十名大學生想兼職做主播，與主動聯系他們的MCN公司（網紅孵化傳媒公司）簽訂協議，后因工作內容存在分歧而要求解約，卻被MCN公司起訴至法院，要求每人支付違約金20萬元左右。最終，法院認定MCN公司未能證明其盡到相應合同義務，該公司撤訴。近日，這一案件以“19歲女學生‘兼職網紅’惹上‘天價官司’”的新聞標題，引發關注。
此案再次將近些年一個頻發的現象拉入公眾視野：大學生兼職做主播不成反被索賠違約金。就在上個月，“大學生直播半月后解約遭索賠30萬”沖上熱搜。去年12月，“被××平臺索賠8000萬的女大學生”同樣上了熱搜。有媒體記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以“大學生”“主播”為關鍵詞搜索2023年的裁判文書，發現11份判決書的原告均是直播公司，被告則是在校大學生或剛畢業的大學生。其中10份文書顯示，法院判定大學生需支付4000元到15萬元不等的違約金。
可以說，一些MCN公司似乎發現了一條發家致富的“新賽道”，即專門尋找大學生，以工作輕松、時間靈活可兼職、零成本、賺錢快等為噱頭，吸引他們簽約，并在協議中大玩文字游戲，規避自身職責、模糊雙方有爭議的工作內容，進而一步步突破約定的工作內容，逼迫大學生主動提出解約，最后訴諸法律，索賠巨額違約金。
顯然，這一套操作已經成為一些MCN公司的慣用套路。大學生們看上了兼職主播這一“來錢快”的路子，殊不知，背后的MCN公司盯上的卻是他們的違約金。
MCN公司盯上大學生群體，原因不難理解。一方面，大學生普遍涉世未深，社會閱歷不足。一些人雖然對直播感興趣，但對這一行業并不夠了解，容易被MCN公司的營銷話術誘導，匆忙簽約。他們又因為對專業法律問題缺少經驗，一旦被起訴，可能陷入緊張、恐懼、不知所措的狀態，容易被MCN公司“拿捏”。另一方面，大學生基本都已成年，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這意味著，在不存在重大誤解、欺詐、脅迫或是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利益的法定情形下，其與MCN公司簽訂的合同效力是受到法律承認的。換句話說，如果MCN公司能舉證自身無問題，那么索賠訴求是很有可能得到法院支持的，被索賠的大學生只能賠錢。
明知道MCN公司將大學生視為“韭菜”收割，卻只能看著這些年輕人認栽？這顯然不符合法律精神，也有違公平正義。如何破解這種困局？
此次大興法院的做法，值得一提。據報道，該法院在認定原告MCN公司“未能提交證據，證明其公司旗下存在正常孵化、賬號正常運營的主播”后，在開庭前還對原被告進行了釋法說理。針對雙方產生爭議的核心問題，進行了有理有據、條分縷析地說明，讓被告“要求大學生支付違約金的行為沒有依據”和“無法證明其實際支出了該費用以及用于被告的短視頻賬號引流”兩個結論，得到了雙方的認可，這直接促成了原告的撤訴，數十名大學生因而免于賠錢。加上將該案涉及的違法犯罪相關線索移送至公安機關，可以說，法院負責和細致的做法，不僅是真正“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更體現了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有尺度更有溫度。
除了司法機關的一錘定音，對MCN公司的常態化監管更應該前置。現實中，很多MCN公司的擦邊、灰色操作并不隱晦、高明。成立公司后在全國“廣撒網”尋找目標，短期內與多名大學生簽約，通過聊天軟件等“內部渠道”而不是正式的書面文件確定各種事項、安排工作內容等，都是常規操作。對此，相關職能部門還需保持更高警覺，主動而為，對這類MCN公司強化日常監管，確保MCN公司合法合規經營運轉，保障包括兼職主播在內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當然，大學生群體自身也要多留一個心眼，對主動找上門的“賺錢”機會，要保持頭腦冷靜，多思考是眼前的是“餡餅”還是“陷阱”，通過向有經驗者咨詢、搜索網絡信息和媒體報道等渠道了解對方，掌握簽約等事項中涉及的法律常識，避免掉入MCN公司挖的“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