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政治哲學首要主題:建構政治秩序

西方政治哲學的每一次重大發展都與政治危機相關,它的推動力是建構新的政治秩序:《理想國》是在雅典衰落之后探討城邦和個人生活的正義,探討真正理想之城邦的秩序構造;《毛主論》是馬基雅維里進諫佛羅倫薩統治者,以強有力的統治使意大利擺脫外敵入侵、內政混亂的危機局面;《利維坦》寫于英國內戰,霍布斯試圖以強大的擁有絕對權力的政府來為英國提供和平;《政府論》則是詹姆斯二世時期國王與議會之間因“排斥法案”發生激烈沖突的時刻,洛克為議會派提供革命性理論資源的努力。可見,政治哲學的進步在于對政治制度的危機和挑戰的回應,當制度無法整合政治各種社會力量、以往的價值理念和觀念資源無法繼續成為大多數人的信念,從而社會失序、混亂叢生、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領域都得不到安寧的時候,往往需要思想家們反思已有的制度和意識形態體系,進而為重新建構秩序提供思路,也為未來的新制度構建意義。因此,政治哲學思考的首要主題是秩序與和平,使某種范圍內作為群體的人類能夠和平地生存下去。

中世紀的政治哲學家們以基督教信仰為基礎,將國家當作為教會和宗教目的服務的機構,從而建構起神學的政治秩序。15至16世紀,從意大利北部地區發端并迅速波及歐洲各國的文藝復興運動中,人文主義思想被用來反對神學。思想家們開始關注世俗事務,提倡理性和個性自由,反對神性與等級桎梏。路德倡導的宗教改革把個人理性當作精神信仰的唯一依據,抽空教會在上帝和信徒之間設置的思想鉗制和清規戒律;加爾文在路德思想的基礎上主張預定論,肯定個人的努力和現世積極謀取事業成功。經過韋伯的注解,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成為資本主義制度形成和發展最為適宜的“倫理精神”。

如果說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中所面對的仍舊是宗教問題或者世俗與宗教之間關系問題,那么經過馬基雅維里和霍布斯等人的努力,政治哲學終于有了近代化的轉型。馬基雅維里完全把政治當作政治,將宗教和道德因素排除于政治考量之外的做法,將政治從中世紀封建神學的禁錮下解放出來,從此政治開始“就事論事”,馬基雅維里因此被稱為“從中世紀到現代轉型的化身”。他關心的是如何使意大利擺脫外憂內患的混亂狀態,也就是建構新秩序的問題。在《幣0維坦》中,霍布斯從現代的、唯物主義的和個人主義的人性觀出發,把自然狀態設定為人人相互為敵的戰爭時期,這一自然狀態與道德無關,與宗教無關;人人自由、平等,每個人都擁有自我保存和追求自然欲望滿足的權利,面對死亡的恐懼和威脅,每個人也都擁有“用自己的判斷和理性認為最適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霍布斯的政治哲學,承認人的平等,人人有追求自我保全和其他欲望的滿足的權利,人關于善惡看法不依賴于客觀的秩序和法則,而是依賴于個體的主觀好惡。人的這種狀況,一方面導致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另一方面又喚起對死亡的恐懼,人們在這一激情的引導之下發現自然法的戒律,并通過互相放棄人統治人的權利,建立國家,服從國家的意志和國家之代表——主權者的統治,獲得和平與防衛,享受臣民的自由。這樣,霍布斯從個人主義原則出發推導出建構國家秩序的政治哲學。

二、西方政治哲學基本傾向:理性、權利與自由

除了建構秩序之外,自古希臘至近代英國的西方政治哲學至少還有以下基本傾向,即理性、正義、保護個人權利與自由。

如上所述,在西方政治哲學發展的大部分時段,思想家們都在追求或運用人類理性的力量。西方政治哲學史是從理性到信仰,又從信仰到理性的過程。古希臘文明的突然興起“使人感到驚異或難于解說”,除了因為他們首創了數學、科學和哲學,最先寫出有別于純粹編年表的歷史書,對于政治哲學而言,則是因為他們“自由地思考著世界的性質和目的,而不為任何因襲的正統觀念的枷鎖所束縛”。這種不為任何枷鎖束縛的狀態就是理性的狀態。柏拉圖代表的古典作家認為理性可以被用來發現真實的真理或觀念,因此以理性作為政治知識的基礎,《理想國》中蘇格拉底等人在言辭中建立理想城邦即是古希臘人把理性當作政治思考的基礎的典范。

如果說古希臘人“自由地思考著世界的性質和目的”是人類理性初露光芒,那么政治哲學近代化過程中逐步擺脫宗教信仰和等級制道德觀影響、從而將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保護與保障作為政治哲學首要目標,則是人類理性的最終勝利,這一過程通過啟蒙運動得以永久性地確定下來。啟蒙運動具有不同的思想派別,這些不同派別共同擁有的觀念就是,“啟蒙運動思想家們都信仰人類理性的力量。人類可以通過這種力量來理解自身及其環境的真正本質。從根本上說,啟蒙時期的理論框架是積極樂觀的,為人類發展提供了原動力。”康德談到“什么是啟蒙”的時候,認為啟蒙是“一個把我們從‘不成熟’狀態釋放出來的過程”。所謂‘不成熟’,指的是一種我們的意志的特定狀態,“這種狀態使我們在需要運用理性的領域接受別人的權威”,或者換句話說,“不成熟狀態”指的是“不要想,只是服從命令”,這是在軍事規范、政治權力和宗教權威中通常使用的形式。啟蒙思想家們相信,人類憑借自己的理性,可以擺脫這種不成熟狀態,不再接受他人的權威,“想”或者說人類理性的思考賦予人獨立自主的精神。

與啟蒙緊密相關的是個人權利和自由,因為人類的進步以體現和保障人類自由和個人權利作為評判標準。以個人權利為中心的啟蒙運動把這一時期的政治哲學與注重秩序和等級的古代和中世紀政治哲學截然分開,與個人理性一樣,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成為近代政治哲學最重要的特點。

當擁有個人自由和權利不可侵犯的政治哲學信條的人們進入政治領域的時候,政府對于他們而言雖然必不可少,但僅僅是為了提供公共服務和維護公民間正義的。要言之,政府存在的目的是對外維持獨立與安全,對內維持秩序;而歷經啟蒙之后的近代社會,維持秩序不再能夠以“不成熟狀態時”每個人都“不要想,只是服從命令”的方式達成,再也不能以任何外在于個人的等級秩序或宗教秩序為基礎從而達成社會穩定。在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不可侵犯的前提下,政府的統治必須擁有合法性基礎,也就是說,啟蒙時代之后政治社會中的人們一定會追問“憑什么你統治我”的問題,這是正義問題的一個方面。由此引申的另一個問題是社會公平問題。事實上不僅僅在啟蒙時代之后,自古希臘時代開始的西方政治哲學即以探討正義問題為首要要義。《理想國》即以蘇格拉底等人探討“什么是正義的生活”開篇,為了探討個人正義,柏拉圖在言辭中建構了理想城邦,探討了“什么是正義的城邦”——這一做法與古典哲學家整體主義價值觀相符,即城邦就是大寫的人。中世紀政治哲學家也在探討什么是正義,只不過一切均以《圣經》和基督教教義為基礎。近代政治哲學對正義的探討以保護個人自由和權利為基礎,它所關注的問題與此前一切時代均有不同。

雖然自古希臘以來的西方政治哲學關注的首要的問題是構建社會秩序,但是正是西方政治哲學以人的理性為基礎,探討秩序建構和保護個人權利與自由、從而達成社會正義的一面對中國近代政治有著深刻而持久的影響。因為,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道德所極力強調的正是以等級制度建構的穩定政治秩序,儒家從家庭等級秩序到國家等級秩序的思想對中國政治具有最為強大的支配作用。

三、現代政治哲學在中國的引入:語境中的政治哲學研究

當西方思想進入中國的時候,隨著中國政治環境的變化,它在中國的境遇呈現以下幾種特點:

1　以徹底反傳統為開端。近代以來,中國對西方政治哲學的初步認識是以“啟蒙”這一關鍵詞為起點的。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是近代以來中國思想界啟蒙運動的發端。新文化運動以《新青年》雜志為核心陣地,把中國積貧積弱的原因歸結為落后的封建文化,主張為了民族生存而割裂民族傳統文化,用西方文化來造就全新的中華民族新文化。這與19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列強進入中國之后激起的改革呼聲和舉措都有所不同:新文化運動之前的改革是以拯救民族及其文化為宗旨,而新文化運動則在某種強烈刺激之下采取以激進方式擁抱西方文化的態度。新文化運動的口號是民主與科學,這與以人的理性為基礎,高舉科學與人權的啟蒙價值完全一致,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的思想啟蒙,正如歐洲啟蒙時代思想家們力圖擺脫古代和中世紀政治哲學中等級和信仰因素一樣,中國新文化運動努力做到的正是與中國原有文化傳統劃清界限。

2　以經濟自由為第一要義。新文化運動的完全反傳統思路在中國“文革”時期得到夸張而扭曲的附和。改革開放之后的三十多年中,無論知識界,還是普通大眾,學術思想和人們的思維意識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被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政治長期占據人們的思想和生活空間之后的大解放中,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關心的最為重大的根本性問題是“中國向何處去”以及“人應當如何生活”,答案就是中國要走向現代化。16經歷了“文革”帶來的物質、精神全面壓制之后,中國要解決的問題是一方面解放思想,另一方面發展生產力;但80年代末的休止符被認為是思想過分自由、全盤西化的結果。當學術界熱烈的思想爭論被中斷之后,意識形態的導向和人們的自愿性選擇一道(兩者的力量均十分強大),將“發展生產力”作為基本國策,將中國推向急速市場經濟化進程。工業革命和英國在近代世界帝國的確立使人確信:經濟自由的力量堤無窮的。這樣的經驗對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市場經濟起到很大的刺激和促進作用。

3　對“西化”的批判。與西方政治哲學不斷被引入中國相對,近年來思想界開始對“西化”進行反思和批判,或認為五四時期對傳統文化的徹底否棄實為一種“文化專制主義”的新形式;或認為中國儒家傳統的“內圣外王”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僅能夠為中國現代化提供適當的思想和理論資源,而且能夠使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避免西方過分自由主義帶來的社會失序、社會價值和個人歸屬感淡漠等弊端,近年來對新儒學研究的急劇增加正說明了這一點。新加坡等東亞國家將威權主義政治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帶來的成功的現代化為儒家傳統與現代化的可能結合提供了有力證據。

四、當前的重要問題:一種反思

近一個多世紀以來,與現代化相關的政治和經濟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化”的結果,然而現代化過程中西方理論進入中國的過程所呈現的特點也造成了今天我們必須面對的—些根本性問題。

1　以徹底反傳統作為中國現代化開端的新文化運動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使中國傳統文化遭受毀滅性打擊。加上“文革”時期對傳統文化的再次批判,原本在中國占據統治地位、決定了中國政治模式和人們政治思維乃至生活方式的儒學傳統成為僵死的學說。盡管近年來有研究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的學者做出頗有影響的成果,但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傳統文化已經死了,其僅僅是象牙塔內學院派研究的對象,遠不是規范人們日常行為的標準。

2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以全力發展經濟為主要方向的政策導向使得經濟自由取代政治自由,經濟理性取代政治理性。這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政治哲學向經濟發展的轉向發生在自由主義政治理論臻于完善、代議制政府已經確立、自由觀念深入人心的時候;近年來西方實證主義政治學的發展中用經濟人理性假設研究政府行為問題,也是發生在西方以契約論為基礎的責任制政府運行良好的時候。中西方政治發展的時間差導致中國在引入西方理論的時候往往會忽視其中“隱蔽的主題”——對于西方人而言已經沒有必要再說出來的真理,常識,或者說,中國尚未遇到西方人現在面臨的根本問題,而西方人現在則不必思考中國現在的處境。

3　經濟自由取代政治自由、經濟理性取代政治理性一方面使中國政治缺失了理性的指導,另一方面使經濟墮入與權貴相結合的境地,形成獨特的權貴資本家階層。由于沒有對政治正義的認真考量,導致政府官員的制度性腐敗問題成為政治科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由于政治未能為經濟提供公平競爭的良好運行的市場競爭環境,從而也導致中國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兩極分化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有學者警告說中國已然成為“兩個中國”,一個窮的國,一個富的國;而極力強化經濟導向的政策和將這一政策合理化的意識形態則致使精英階層安于現狀,更有甚者為現狀辯護。精英與“草根”之間的關系十分微妙,乃至精英與草根的對立成為最顯著的社會景觀。

4　用意識形態作為學術研究的標準,是國內政治哲學研究另一種潛在的危險。由經濟自由取代政治自由、以經濟理性研究政治行為的傾向導致一種世俗化傾向,這種世俗化與既定意識形態緊密結合,造就粗俗的所謂政治科學。這種世俗化不追究政治理性,對政治正義和公平也不怎么關心,它僅僅是一系列極端簡化的最容易理解但往往與真理并不相關的政治信念。施特勞斯認為,政治哲學關注的問題是“善”和“正義”;它對政治具有價值判斷,以獲取好生活和好社會的知識作為明確的目標。因而政治哲學是具有超越價值的、求“真”的,對于政治的判斷使它具有未定之未來。與之相對比,在極端的情況下,就意識形態而言,“普通百姓都認為它是正確的;哲學家認為它是錯誤的;政治家們則認為它是有用的。”Ⅲ意識形態則具有明確方向性、自我封閉性,“強勢意識形態具有高度的自我封閉性,它往往與現代知識隔絕,甚至與常識隔絕。

結語

近代中國以積貧積弱、尋求富強的姿態開始了現代化的過程。這個現代化不可避免地以西方已經成功的國家為樣板,從而先后引入了西方的器物、制度和思想。正如西方政治哲學的每一次重大進展都是應對重大社會和政治危機的結果一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體現了中國知識界的精英對于自己所處社會的一種具有超越價值的憂慮和反思。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人的政治壓力轉為生存壓力;思想過分自由帶來的經濟壓力也被轉化為生存壓力。這一雙重壓力的結果是,一方面,思想界徹底的“啟蒙”使中國失去了自身政治和文化傳統;另一方面,中國從工業化到城市化、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變的過分強大的經濟壓力迫使政治喪失了反思和理性化的時機。

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應切實擔當起對中國問題“敏銳的現實感和深刻的超越性思考”,在建構政治秩序的同時,擔當起探討何謂善的政治、好的生活這一自古希臘以來政治哲學的應有目標,擔當起使西方政治哲學與中國思想傳統相輔相成、完美結合的偉大使命,促進政治實現個人自由和社會正義這一永恒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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